侯小强：城市语文制片人荔荔在目曾经说过，小资过分追求情调，过于雕琢，有人认为小资发展到现在的时候已经过分女性化了，存在着很多恋母情结，你怎么看待这个？

　　海岩：艺术和商业的发展使得社会比过去更中性了，也就是男性更女性，女性更男性，包括明星的扮相和大家追求的审美的风格都会这样。

　　而且女性和男性也是有时代特征的，什么叫男性什么叫女性，都是人规定出来的，比如男性应该是什么样女性应该是什么样，它是被时代所规定的。

　　黎宛冰：一个人如果很少旅游，时尚杂志也不看。那你的时尚信息从哪里来？

　　海岩：我骨子里可能有一些小资，我从来没有去旅游，但有一本小说是完全写云南的，还有我最近一本小说是写绍兴的，叫做《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》，我也没有去过绍兴，但云南我怎么会写，因为我的朋友写了一套云南风物志，我看着这个写。写绍兴我看了一个摄影师拍的绍兴画册，我看这个画册写的。

　　张元：我现在慢慢理解了。我觉得他真正生活在精神世界里，我也能理解他为什么写这样的小说。爱情、感情，非常浪漫的东西，实际上在他内心中有着特别执着的追求。他可以写自己没去过的地方，可以把今天我们坐的这个雪茄吧设计得这么准确，这么美。

　　海岩：当警察，当兵，坐机关，我从商，做事业，下面有很多的组织机构和职工，这么多年养成我的个性是习惯把它修改成非常理性的思维，但是我自己的天性还是感性的。

　　按道理我写小说，应该写你最熟悉的事情，我最熟悉的事情应该是官场和商界，但是我没有写，始终在写小资情调的爱情。

　　我记得刘恒说他小时候受到的教育都是很美好的，所以他早期写的都是很美好的东西，后来他看到社会黑暗面，他就转写黑暗，他说我写黑暗的时候我敢下狠手。

　　我跟他正相反，我当警察从商时我看到的都是很黑暗的东西，阴谋诡计的东西，所以我就转而写最纯情最简单的东西，所以我写最纯情最简单的东西我就敢下狠手。

　　黎宛冰：谈谈风花雪月。张元拍的电影像《过把瘾》里面男女和谐的时候很少，大量的时间两人都在掐，海岩写的都是爱得死去活来，最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结果。

　　海岩：我是感情非常丰富同时又很枯燥的人，我非常封闭自己，我从不对别人袒露我的想法，不愿意主动和别人交往。

　　但是我对爱情又有一种渴望，第二我不愿意向别人诉说或者追求，第三我对爱情基本上是悲观主义者或者失败主义者，但从人的本性上看，是向往最纯洁的爱情的，就是不带任何交易性质的。

　　我认为爱情是存在的，它存在于人的向往中，存在于一种瞬间的状态。特别是年轻人，相爱了以后，在瞬间是真诚的，但是这种状态非常难长久。我只是把这一部分夸大一点，把时间的概念上延长一点，和读者交流是这部分的审美，这部分的愉悦。

　　为什么我的小说都有悲剧的结局？我觉得我是爱情的悲观主义者，我觉得他爱的那么美好我是非常感动的，但是都是白头偕老我就不相信了。

　　我虽然是写爱情小说，但我反对别人把我称为爱情小说家，王朔说我是披着羊皮的狼。

　　我从小觉得特别有价值的东西，我特别欣赏的东西，我特别追求的东西并不被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，所以我对生活有一种情绪，对个体有价值的情感不被社会大众所承认，不被社会所尊重，我有一种失落感。

　　成功经验谈

　　主持人：您一手为文、一手从商，两者都很成功，您得益于什么，你的成功，除自己的勤奋外，还有什么最宝贵的经验。

　　海岩：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勤奋。我觉得，一个人的机会都是别人给的，包括你的同事、上级、客户等，是他们选择了你。

　　之所以给你机会，说明你的为人处事能够取得人家的信任，也是自己争取来的，与勤奋相比，我看为人处事更重要一些。

　　主持人：那您为人处事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？

　　海岩：功利心要小一点，不对未来做过于具体的设计，而集中精力把每一天的事做好，做任何事既要执著，又不要过于执著，这样自己才不会有太大的压力，也不会给别人太大的压力。 

资料：海岩，1954年出生于北京。1969年应征入伍，曾做北京市公安局干部、北京新华实业总公司管理处处长，现任昆仑饭店总经理、董事长，锦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，锦江集团北方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代表作：《便衣警察》、《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》、《永不瞑目》、《拿什么拯救你，我的爱人》、《玉观音》、《你的生命如此多情》《平淡生活》等。

　　海岩是著名作家，2003年中国十大文化人物。少年入伍，是歼击机6型的电气师，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长篇小说《便衣警察》获首届金盾文学一等奖、电视剧金鹰奖、飞天奖、金盾奖；长篇小说《永不瞑目》获中国第二届人口文化奖；电视剧本《玉观音》获中国电视金鹰奖“最佳编剧”；电视剧本《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》获第十三届北京电视春燕奖“最佳编剧”；长篇小说《深牢大狱》获庆祝建国五十五周年征文佳作奖和金盾文学奖。还著有《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》、《你的生命如此多情》、《平淡生活》、《河流如血》、《死于青春》、《海岩文集》、《我笔下的七宗罪》、《煽》等大量文学作品。

　　他还是出色的企业家，高级经济师。曾任北京市公安局、公安部干部，上海新锦江大酒店总经理，昆仑饭店总经理，亚洲大酒店总经理。现任锦江国际集团董事、高级副总裁，锦江国际集团北方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，昆仑饭店董事长。兼任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，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，中国国家酒店星级评定委员会副主任，中国国有资产青年总裁协会副会长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。

　　他更是一流的设计师。北京昆仑饭店的阳光酒廊、锦园餐厅、上海餐厅、日本餐厅、健康俱乐部、雪茄吧；亚洲大酒店的老船坞餐厅、锦江府餐厅、樱桃园咖啡厅……都出自他的手笔，华美而不奢侈，厚重而不拘泥，以最新的语言诠释传统文明，以灵性的创意构筑人文关怀。

　　他说：“我们的文化生态里，有欣欣向荣的繁华，也有问题存在。文化的商业化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传播，但同时也在销蚀着文化的本质。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，需要改变面目，激活内容。”

　　理性海岩

　　海岩既是一位成功的作家，也是一位成功的经营者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是“一脚踏在文化里面，一脚踏在文化外面”。多重身份，决定了视角的特殊性。比起韩美林的真诚、感性，海岩更多了一份犀利和理性。

　　论及“文化生态”，海岩说：“时代的变化使我们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：大工业时代的文化是围绕着生产展开的，围绕生产展开的文化比较强调社会意志、团体意志和团体道德，它更多的是为了教化的功能而展开的；而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，文化是围绕着消费展开的，这种文化更多地和休闲娱乐、个人意志的张扬相关联。”

　　作为成功的商人和作家，海岩不讳言文化的商业化趋势：“商业化的文化作为一种消费品，它的休闲娱乐功能是不可避免的。但是，在我看来，只要是文化，就一定是情感活动，情感活动就应该是情感的升华和丰富。但是，我们看到现在文化的娱乐化和商业化，或者说以娱乐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商业化的进程，进入到了过激和无序的状态。”

　　用市场的眼光来看文化，海岩看到了文化市场的不健全。“过去，出售某种文化产品，别人说好就成功，喝倒彩就失败了。现在，出售文化产品，别人喝彩，成功了。喝倒彩，也成功了。而无人理睬就失败了。产品只要卖得出去、被消费，就是成功，至于消费的结果怎么样，不管。实际上，当代商业社会没有这样的游戏规则。没有企业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文化的口号。相反，企业把对利润的追求修改成对顾客的追求，为了对顾客负责，可以牺牲掉一点利润。‘双赢’，是让顾客先赢，让顾客多赢。商业社会已经进步到了这样的阶段，而我们的文化市场远远没有进入这样的阶段。”

　　当前的文化生态缺乏什么？海岩说：“互联网时代缺的不是信息，缺的是真相和真理。真相和真理靠的是判断，判断靠的是标准，标准是要由我们的文化界和政府作出制度的安排。”他举了一个例子：美国的系列电影哈里·波特，制作时就定下了一个原则———绝对不能有色情的、暴力的、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画面。因为，影片一旦被定为限制年龄级别的影片，它的票房就会失败，它就会失掉青少年这个市场。“这就是制度安排，这就是标准。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，应当树立文化多元化的标准，但更应该有我们主流文化的标准。对传统文化需要更新和创立我们新的标准。”